开国中将罗元发回忆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建政和剿匪
来源:小九体育直播 发布时间:2024-02-01 18:33:281949年12月13日,彭总在迪化西大楼召开了中国人民一兵团师以上干部和有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彭总在会上指出,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是人民的子弟兵,进疆就是要保卫边疆,帮助各族人民建设新疆,要继续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战斗作用。现在,对新疆的农民,最要紧的麻烦是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把各级地方政权建立起来。解放新疆的胜利,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新的起点!六军驻守迪化,工作任务很重。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央批准成立新疆分局,我担任分局委员,北疆区党委书记、北疆军区司令员,仍兼六军军长、军党委书记。感到责任大,担子重,既要做好军队工作,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又要做好地方工作,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疆。
部队刚刚进疆,政治形势并不安定。尤其刚刚解放的迪化,旧的封建势力还未摧毁.民族关系十分复杂,语言文字不通,生活小习惯不同。各起义部队的内部不稳定,地方治安混乱,全市旧政府机关处于停顿状态,再加上从兰州、酒泉逃来的一部分散兵游勇、政治土匪、特工人员和哈密黄金抢劫分子都匿居于此。这样一来,致使迪化各种社会渣滓增加,匪特帮会分子活动也很猖狂,严重地影响了迪化市社会秩序的安定。抢劫、暗杀、偷窃、随意鸣枪、造谣惑众、酗酒斗殴、聚众赌博事件不断发生.虽然,成立了警备司令部,但长期统治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惯势力一时难以消除。当时任迪化市警备区司令的程悦长在送给我们的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在工作进行中是以逐步有重点的、有计划的、配合有关机关和部门作好一个工作再进行另一个工作的方针。”
在1950年春节时,为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本市治安,他专门布置加强军警纠察,颁发布告,重点打击反革命分子,严禁鸣枪、聚赌、酗酒斗殴。春节过后,在本市又开展了人民自卫登记,散兵游勇、无业游民登记及无业游民集训等工作,以资了解社会内幕,杜绝匪特及坏分子乘隙活动。又加上警备司令部召集了两次治安会议,根据新疆分局指示精神,布置了市郊警戒,划分了治安区域,明确了警备部队的警卫和加强情报工作,在新疆军区和迪化军区直接领导下,使社会秩序逐步走上轨道。
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是紧张而又难忘的。新疆地区辽阔,为便于领导地方工作,统一军事指挥,保卫祖国边疆,维持社会治安,新疆分局决定了南疆、北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划分,成立三个区党委及两个三级军区。在北疆以迪化为中心,成立迪化区党委及北疆军区。由六军党委兼迪化区党委,六军军部兼北疆军区司令部。我任区党委书记,张贤约、魏志明、张世功、关盛志为区党委委员。并决定在迪化、哈密、焉眷三个专署都成立地委—六师党委兼焉晋地委,熊晃同志任书记;十六师党委兼哈密地委,关盛志同志任书记;十七师党委兼迪化地委,张世功同志任书记。在三个专署地区内,在军事上划成分区,山各师兼军分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各地区地方武装。
为了加强迪化区党委的领导,分局决定增加九军政委张仲瀚、六师政委熊晃、代师长金忠藩、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李锉为区党委委员。还指派六军副政委饶正锡为迪化市市长兼书记,以加强迪化的领导工作。当时,本地党的干部尚未培养起来,须以军队干部为主开展地方工作,培养地方干部.
我军入疆,已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更加重了。十六师政委关盛志长期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兼任哈密地委书记时,由于对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地方党政工作,无经验,怕工作搞不好,因而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一次,他来迪化老满城开会,一见面就对我说:“军长,地方工作太复杂、太困难了,是不是……”
他话一出口,我就预先知道他要说什么。因而没等他讲完,我就接过话茬说:了关政委在战场上你几次身负重伤,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今天怎么了?当然,我是知逆建政过程中的难处。地方干部缺少。党组织还未建立,民族语言隔阂,群众未发动,旧政权没有改造,帮会、匪特又不断活动。困难嘛··…”关盛志同志负疚地回答说:“地方上的详细情况,我们都不太熟悉。”我说:“正因为不太熟悉,才派我们的干部、员去工作嘛。”为鼓励他放手大胆地去工作,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交谈了好久。当谈到今后工作的打算时,我说:“首先是团结各族人民,很好地调查研究,掌握好政策,要很快地转告部队,教育干部。”
我们党早在盛世才时期,就作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疆军阀盛世才曾一度伪装进步,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我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年在新疆省迪化市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初建时期的负责人为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回延安后.山邓发同志(化名方林)接替工作,1939年邓发同志调回延安,党中央又派陈潭秋同志(化名徐杰)任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党的工作人员,传播了马列主义,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族人民和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后来被盛世才杀害,他们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新疆各民族广大群众通过他们认识了。因此广大群众深深缅怀革命先烈,也盼望着早来解放他们。人民入疆后,得到各族人民的充分信赖等等。我们谈了许多有利因素,新疆各族人民受及当地封建压迫剥削最深,对旧统治异常不满,群众容易发动;另外,在我党过去工作的影响下,曾涌现出一些进步团体,如新盟战斗社、先锋社等。这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我们可完全吸收参加地方工作。我和关盛志同志一直扯到深夜,他才回去休息。
我们这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南泥湾大生产的英雄部队,对“三大任务”并不陌生。然而,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困难多,是能想到的。
在六军党委和迪化区党委会议上,我们就建党建政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决定下来。当时找曾强调加强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目的是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我ft?开始做民主建政工作后,对旧政权人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对极少数坏人讨则居政策,区别不一样的情况,严肃地做处理。对各民族进步人士,让他们担任县或区的领导职务,保证接受党的领导,也照顾到统一战线,把各族、各界、各阶层进步人士都吸收到政权中工作。
就迪化地区来说,当时迪化专署辖12个县,绵延300多公里,人口为全疆其它专区之冠。十七师政委张世功同志任迪化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我和张世功同志研究认为,我们处在这样多民族新区,同关内不同。除了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发动群众外,还特别要注意依靠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团结上层中的爱国人士和开明绅士。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有社会基础。我们当时还选定了上层人士哈德曼为代表,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
哈德曼是哈族艾林郡王之妻,有60多岁年纪,是一位比较开明的上层人士。她早年从事民族自治运动。在盛世才、张治中时期,曾出任过厅长,领导过哈萨克文化委员会,在少数民族中有较高的声望。新疆解放后,仍留任迪化专员。建政试点开始以后,我和她有过多次的接触。她谈吐直率,工作积极,对我们党的政策是拥护的.在工作中,她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比如:对少数民族中坏人做处理的问题,选拔民族干部问题,治安问题等等。对于这位哈族女专员的工作热情,我们表示欢迎和支持。
张世功同志到任后,也首先拜访了哈德曼专员。据张世功同志说,他第一次见到哈德曼时,还闹出了笑话。哈德曼热情地招呼张世功同志坐下以后,端出她们哈萨克族最喜欢吃的酸奶疙瘩,顺手递给他一块。出干礼貌,他连忙放进嘴里,没想到这种食品又酸又硬,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吐出来吧,又觉得失礼。哈德曼看到他很窘,很友善地笑道:“你是第一次吃吧?吃不下就吐出来。”但张世功同志还是吃下去了。
当时新疆的局势很不平静。二三月间,政治土匪乌斯满,秉承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旨意,趁我人民忙于建政、生产、整编起义部队期间,勾结起义部队骑七师内部的一些反动军官,蒙骗裹胁2万余哈族牧民,在奇台、巴里坤一带公然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敌情日益严重,我们的工作没能按计划实施,不得不中途改变,为确保新疆人民的胜利果实,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剿匪战斗。
一天上午,张世功同志向哈德曼介绍了迪化的某些县和市、区敌人活动的情况,然后向她指出:“如果不打击这些反革命分子,一切工作都无法开展;土匪不消灭,人民不安定,我们的政府就不能取信于民。”哈德曼听后气愤地说:“要治,要治啊!不整治这些坏人,国不泰,民不安。”
关于肃清匪特加强治安工作,新疆分局有情况通报和介绍,并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对于象乌斯满、贾尼木汗、乌拉兹拜、哈力别克这样的叛匪,我们主要采取了军事与政治争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坚决打击首要分子,并组织力量,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发动群众检举特务,以群众的力量肃清HE特。在运动中,我们还组织力量,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帮助各级新生的政府机关,采用贴布告、劝降、登记、开会等办法的同时,对继续隐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坚决予以逮捕法办。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许多过去作过恶的人,不时向政府坦白自首。
当我军出师平叛以后,迪化、哈密、伊塔阿等地谣言四起。说什么“被乌斯满打败了!”、“很快就要撤出新疆,”、“新疆的天下是的!”等等。紧接着,在上述地区,同时出现挑拨军民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减租减息的反动标语。我们断定,这绝不是一般的对社会不满的人所为,而是一小撮与土匪暗中勾结的反革命分子在活动。在迪化市大小十字一带,发现一些流氓恶棍,居然殴打我四十九团外出值勤的战士。与此同时,关盛志同志也来电说,在哈密汽车站上,十六师管理科工作人员进到毒打。这些流氓到处扬言“是一伙乡巴佬,见拳头就害怕”。
敌人误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还勾结买通伪警察中极少数的留用人员,每天趁夜深人静之际扰乱治安.有时在电影、戏剧散场之时,突然向群众鸣枪。在连续十几天的鸣枪事件中,有3名群众受伤,在其它县城,如米泉、阜康、绥来、部善等县,都发生过破坏社会治安的大小事件。
一些曾经靠拢我们的基本群众,山于害怕我们撤离新疆,遭到敌人的报复,有的开始对我们的工作疏远。有的社会知名人士,对人民政权能否持久,能否在新疆立足,也产生了怀疑。
在广大农村,虽没城市闹得那么凶,但也并不平静。贫下中农的骨干分子,也由于受到当时匪徒暴乱的影响,加上地主、富农的威逼利诱,挑拨离间,有一些人也脱离了工作队(组)。
这类的情况,我每天都从迪化、哈密、伊犁来的情况通报中看到。迪化区党委和六军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专门研究针对已经暴露在社会上的问题作出决定:抽到各县作地方工作的干部,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出现,而干部的配备则是固定的.作为该县县委的基础。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借购粮的干部,均需给予工作方法及思想教育,学会分析阶级、怎样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怎样掌握政策、共同纲领、省政府施政大纲等。使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很好掌握政策,不至发生大的偏差。在思想上应充分地估计到在长期分散工作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倾向,给予预防教育。保持艰苦朴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与腐化堕落思想作斗争。严格组织生活,察觉缺陷,从爱护干部出发,及时教育、纠正。
为了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军党委在统一意见后,将加强治安工作的计划、步骤和方法。向各工作团、队、组作了布置。3月初,乌斯满、贾里尼木汗土匪的活动,已经对奇台周围地区构成了很大威胁。我向张世功同志作了些交待,便匆忙赶到奇台,组织前线剿匪指挥部了。
我从奇台返回到迪化老满城军部已是山花烂漫,红柳索索泛绿的时候。我刚进军部大门,张世功同志就跟了进来,向我汇报了近来迪化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我去剿匪指挥部之后,他们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斗争。
原来,迪化地委和警备司令部首先从迪化市发生的鸣枪事件入手。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采用了“普遍撒网,重点捉鱼”的方法。在全市增加了固定哨、暗哨和班组巡逻队,每条街巷的僻静处都有我们的哨兵。但在敌人经常活动的南梁一带,却只设几个固定哨,目的是有意暴露我们的“弱点”,来迷惑敌人。敌人果然产生了错觉,一时,鸣枪全都集中到南梁来了。一天夜里,所有的暗哨和巡逻队都埋伏在南梁地区,敌人象往常一样,夜半更深以后出来鸣枪,被我们当场抓获不少。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后,敌人极为震惊。经过几次打击,敌人很快就悄悄地收场了。一些流氓无赖,也不敢再在市区轻举妄动进行扰乱了。
在农村,工作队深入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同时,严正警告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地主和富农,如不老老实实,以法律从事。
就在这时候,我们政治部门经过周密的调查,将逃至甘肃,隐姓埋名的大刽子手张思信解押新疆,又将杀害我革命先辈陈潭秋、毛泽民、林墓路等人的反革命分子李英奇、张光前等提出监狱,在迪化市召开了公审大会。工作队组织市民和郊区的农牧民参加,处决了这儿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哈密、伊犁、部善、吐鲁番等地,我们也先后召开了同样的大会。
紧接着,饶正锡市长在迪化市举办了“叛匪罪行展览会”和“剿匪战果展览会”。通过大量实物和照片,使广大群众真正看到了在领导下的人民是无敌的!是能够在新疆站住脚的I各族人民的政权是要建立和能够巩固的!各族人民只有跟着,才有光明的前途!
正在这时,我接到哈密关盛志同志急电报告说:哈密王日内将邀请他和吴宗先赴宴。在如此混乱和叛匪患意横行时,哈密王究竞想干什么呢?我当即召开了军常委会议,研究了哈密地区的情况。会上经过讨论,认为哈密一七八旅的官兵虽然拥护起义,渴望和平,但他们中的极少数军官是很反动的。特别是从哈密抢劫“黄金案”看,证明他们和当时的专员尧罗博斯等反动上层互相勾结,妄图阻挠和破坏新疆和平解放。因此,军党委决定:吴宗先、关盛志可以应邀赴宴,但要注意安全工作,并指示他们做好团结各民族人民的工作,揭露和孤立个别的象尧罗博斯这样的坏人。
据后来了解,尧罗博斯等人原准备借此宴请,玩弄花招,被吴师长、关盛志政委当场揭露了。宴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上层人士听了昊、关义正词严的讲话,大都瞠目结舌,纷纷点头称是。尧罗博斯一伙见我们已有所准备,才被迫收起他们摆下的“鸿门宴”,转而嬉皮笑脸,张口“欢迎”,闭口“荣幸”。连说话的声音,也装得甜滋滋的了。
尽管尧罗博斯等人机关算尽,顽固不化,我们仍旧是抱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想让他们一伙迷途知返,投向人民一边。我们曾多次派关盛志同志和哈密专署的阿不拉尤夫跟他们做工作。然而,尧罗博斯却死心踏地,最后,还是和他的特务小老婆一起逃到台湾孤岛,迫随蒋介石走进了坟墓。
为了尽快扑灭匪患,配合建党建政的顺利开展,我到奇台后,对流帘在哈密至北塔山一线的土匪的活动特点作了一番调查,然后制定出作战方案,以长途奔袭,要隘设伏,竭力迫击,占领水源地区等多种办法,将匪徒置于绝路,我军则连连得手。
剿匪的胜利,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群众。在各城镇市区,市民们喜气洋洋,走家小户,心情舒畅。在农村,群众一扫往日的忧愁,积极向工作队靠拢,检举揭发地主巴依的不法行为。广大贫下中农和牧民纷纷加入农会、妇女会和民兵组织。各工作队则乘势深入农牧区,访贫问苦,送医送药,对困难户发放救济粮,领导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当然,敌人并没有就此罢手。旧政府的当权者当中有人还在玩弄“换旗不换人”、“换牌子不交权”的鬼城伎俩。
在迪化,敌人搜罗了一些,暗住于闹市的浴室,对前往洗澡的我军指战员公然在大白天进行挑逗,但都遭我指战员的坚决回击。在吉木萨尔县,旧政府的当权者不给王长泰同志率领的工作队房子住,使他们只得在露天办公露宿。在米泉县,他们不给工作队供应粮食.工作队员们只得天天上街买粮。他们不仅在食宿上卡,还在工作上介绍假情况,而且居然派人监视工作队的行动。在呼图壁县,工作队长不能离城稍远一点,否则,就要遭到敌人的枪击.有一次,工作队长带着通讯员到农村去调查情况,出城不到五里,即遭到两个反革命分子的暗算。通讯员骑的马了,队长的马鞍子也打了个窟窿。
敌人打错了算盘,在城镇,群众纷纷向工作队揭发坏人坏事。在迪化市,群众常常亲自把坏人扭送到工作队。其中有三名是制造鸣枪事件的阶级敌人。在旧政府中,我们依靠爱国的进步职员,团结多数群众,坚决打击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迪化区党委指示各地工作队,对那些勾结土匪武装(如呼图壁县),肆意破坏建党建政的坏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击,事后要广泛宣传群众,做到家喻户晓。
1950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建立县、区、乡的人民政府。各县县长人选由地委提名推荐,区党委审查批准,报新疆分局备案。区长,由县委提名,地委批准。乡长、村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报县委审查批准。各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各县详细情况,多吸收和起用进步的少数民族同迪化地区当时是个很复杂的地方。但由于工作抓得紧,政策掌握得稳,发动群众比较充分,因此各地都很快地建立了人民政权。全专区把58个乡,改造成49个区;332个保,改造成183个乡,632个村,12个县府全都改造过了.只有十几个区还未改造(其中还包括哈族区在内),主要是干部力量不足和民族特点尚待了解等原因。政权改造的步骤是按区党委指示,先城市后乡村。
在改造的作法上,是发动群众,进行反复协商比较,民主讨论,划清思想界限,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使旧职员人生观初步得到改造,认识了要“为人民服务”。我们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从各族人民中发现积极分子,把他们吸收到各级政权中。在改造旧政权中,对旧职人员一般是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样,既保证了政权中的领导骨干,又争取团结了一批干部,并在具体的工作中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
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县、区、乡三级旧政权进行了改组,清除了反动分子。对那些忠于职守、拥护中国的留用人员,我们一律保留原职不动,并予表扬。
随着各地建政工作的深入发展,原有的工作队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在各族人民中选拔一批觉悟较高、能力较强、有威信、历史清楚、出身成份较好的骨干分子,充实到各级政权中去,特别是选择少数民族干部就更为迫切,因为他们土生土长,熟悉环境,了解民情。各县也确实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分子,少数民族占相当的比例。现任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及其它一些现担任重点领导职务的干部,就是在当时建政中所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个民族干部的代表。
在建政墓本完成的同时,我们有计划地在斗争中吸收了一批新党员,给他们以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其入党后能在工作中确实起到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了进行这一工作,军政治部和各地委联合印发了大批宣传小册子。我记得有《为何需要入党?》、《党员应具备的条件》、《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一个好党员》等等.迪化区党委宣传部长李锉同志专门作了党的知识的辅导报告,副部长武靖同志编印了《中国简史》,分发各县以供宣传。
1949年12月,毛主席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完全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建党与培养地方干部,中央和新疆分局都有明确的指示。首先,把民族军、新盟战斗社、先锋社、民族青年中,在群众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分子吸收入党。当时,新疆各驻防部队,都要协助地方在各地区进行建政、建党工作,培养干部,注意发现吸收各民族劳动人民进步的青年及其知识分子入党。迪化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工委采取举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进行教育,使新入党的同志在思想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了解我党的基本政策。
经过训练审定后,即可分配工作。这样,就可以与当地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次区党委会议上,我曾特别强调说过:“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培养地方干部的训练工作。汉族干部要加强与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应很好地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尔后,我又对刘光汉同志说:“在伊犁地区,你更要紧紧团结好民族军(即五军),和他们并肩战斗,把那个地区的工作做好。”
由于重视党的民族政策,在后来的减租反霸、土地改苹中,党员和党的签层组织发挥了骨干和堡垒作用。
各级党组织建立后,即开始减租减息反霸试点。在此墓础上,很成熟的地方,也开始土改试点,逐步稳妥地推广到全专区。牧区由于分散后进,所以推迟进行。各族劳苦大众在减租反霸、土改‘!’分得了地主的浮财,获得了土地,感激地说:“有了,我们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是我们的贴心人,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进疆初期是十分困难的。部队所需粮食,各族贫下中农生产用的籽种都迫在眉睫。为解决这些困难,当时,分局决定采取购粮和借粮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原则是:“任务服从政策。”无论借、购,均以政府的名义出现。军队出人力,方法要慎重,阶级要分清,态度要和气,问题要说明,方式要灵活,多宣传、多调查研究。根据省政府和军区的购粮借粮决定,做到合理自愿,很快就胜利地完成了购粮两万石,借粮两万石的任务。此次筹粮工作队,由四个单位组成。但主要负责政策者,均是我们部队的老同志。
当时,针对不一样的地区特点,作了特殊的规定。在哈密地区,就可以向开明地主、绅士、巴依借购粮食,以解决地区性的食粮和籽种的困难。
195。年,春天来得特别的早,3月中旬,各地普遍开了代表大会。在解放了的新疆,我们通过宣传毛主席关于大生产的号召,发动群众大搞春耕生产,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我们还号召军队帮助老乡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二流子懒汉不参加生产”的教育。所以,1950年各地的耕种面积有了很大的扩大。焉耆县增加了耕种面积8041亩;迪化增加了7780亩;托克逊县增加了2.4965万亩。其余县份,除伊吾县因匪特扰乱,3000多亩地大部未下种,只种了三四百亩外,奇台也较前一年少种了60户地(合1500亩),木垒县少种4123亩。但是,我们及时派出工作队,协助新生的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抢播复种杂粮,各地扩大面积均有增加。
我们部队的许多指战员,深入农村和牧区,参加了地方的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斗倒了地主富农,摧毁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像革命的种子,撤遍在新疆各地的土地上,探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党、献给了新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